????□晚報記者 郭坤 文/圖
????核心提示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攝影家協會展覽部主任、周口市攝影家協會主席羅勇近日將珍藏多年的日軍侵華影像、畫冊資料向社會公布。
????這些主要反映侵華日軍戰事、軍官生活、社交活動等的影像、畫冊，曾經是日軍侵華炫耀“戰功”的記錄，現在卻成為他們無法抹殺的罪證。一張張珍貴的圖片就像一記記響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至今仍不承認侵華歷史、拒絕道歉和反思的日本政客臉上。
????收集這些珍貴的影像、畫冊資料，耗費了羅勇許多精力和財力，但他認為很值得。羅勇認為，這些資料屬于全社會，他將無償向需要這些材料的博物館、美術館、紀念館、展覽館等社會公益機構及個人提供，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
????羅勇是一名專業攝影師。1984年，16歲的他第一次接觸攝影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8年在中國攝影函授學院二期班學習攝影后，羅勇便開始專業從事攝影工作。
????在從事攝影的過程中，他對影像收藏產生了濃厚興趣。“我本身是從事攝影的，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紀實影像在某種層面上對推動社會發展，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發現，影像收藏在中國基本上還處于空白。在很多情況下，影像只是作為資料在使用，人們并不注重影像實物的收集與保存。”羅勇告訴記者，“其實，影像的這種實物保存，不僅具有文物價值、經濟價值，它還具有社會價值。”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06年，羅勇開始收藏影像。截至目前，他已經收藏了兩萬多張歷史影像資料，其中包括攝影技術發明以前英國人出版的關于中國的銅版畫，清末中國的蛋白照片、立體照片，清末家具、清末鐵路照片等珍貴的影像材料。
????“在收藏影像的過程中，我零星收到了一些有關中國抗戰的影像和畫冊資料。”羅勇說，在將這些抗戰題材的影像歸類到一起時，他深深意識到，對于中國而言，這些抗戰影像和畫冊資料的社會價值遠遠大于其自身的文物價值和經濟價值。“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接觸到了（這些抗戰影像），就有責任去收集和保存，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價值”。
????于是從2009年開始，羅勇開始著力于收藏抗戰題材的影像資料。羅勇說：“常見于市面的抗戰題材影像，多是當時的中國人自己拍攝的。而收藏日本軍隊拍攝他們自己生活、訓練、包括戰場的影像資料卻很少見，我把這一塊作為自己的收藏重點。”
????收藏抗戰題材的影像資料，耗費了羅勇不少精力和財力。“潘家園”等一些全國著名的舊貨市場出現過他淘換的身影；“北京華辰”等一些全國有名的拍賣市場里響起過他叫價的聲音。有時為了收集一些影像資料，他還委托自己的日本友人不惜重金從日本收購。
????凝聚羅勇大量心血的萬余張影像資料涵蓋了從日本移民東北，到1937年“七七事變”，再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的侵華日軍戰事、軍官生活、社交活動等內容，很多都是罕見的孤本。
? 在羅勇收藏的這些抗戰題材的影像和畫冊資料中，分量最重的當屬一套名為《支那事變畫報》的畫冊。
《支那事變畫報》創刊于日本昭和十二年8月3日（1937年8月3日），由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共同出版發行，內容均為新聞社特派員隨軍拍攝采寫，記錄了1937年至1941年日軍侵華的所有戰線、戰役和戰況，涉及日軍侵略過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合肥、保定、開封、武漢、重慶、濟南等許多中國城市。每一期《支那事變畫報》里都有大量的圖片，每幅圖片均有詳盡的說明與署名。
羅勇收藏了全套《支那事變畫報》，共101期。記者看到，《支那事變畫報》創刊號（第一期）的封面上印有“陸軍省許可、支那駐屯軍司令部許可”和“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等字樣。前3期名為《北支事變畫報》，從第四期起改名為《支那事變畫報》。第101期發行于日本昭和十六年12月8日（1941年12月8日）。
羅勇收藏的這套《支那事變畫報》，是他花費約10萬元委托日本友人從日本購回，雖歷時70多年，但保存完好、內容完整、畫面清晰。“正是最開始零星收集到的幾本《支那事變畫報》激起了我收藏中國抗戰題材影像資料的興趣。”羅勇說，在收集了全套《支那事變畫報》后，他組織人員對圖片內容按照地域進行了分類。記者看到，反映當時侵華日軍在河南境內進行軍事行動的圖片就有幾百幅，其中就包括固始、商城、濮陽、濟源、開封、輝縣、懷慶、鄭州、信陽等河南多地的陷落。
《支那事變畫報》里的大量圖片和文字，都極力美化了當時侵華日軍所謂的“強大”和“無敵”。然而，幾十年后的今天，昔日炫耀侵華日軍“不可一世”的《支那事變畫報》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鐵證。
羅勇還收藏了日軍侵華時期一個名叫奧田中佐的日本軍官在中國戰場上的個人影集，這本影集是他花4萬多元從東北購買的。“從拍攝的后勤供應、醫院管理等內容看，這個人應該是一個后勤軍官。”羅勇說，其中有一幅照片最讓他感到震驚。這是一張當時在武漢大學校園內拍攝的照片，內容是一個日本軍官教一群日本護士練習射擊。“原本是救死扶傷的護士，卻在學習槍械、學習殺人，讓人不可思議，日本軍國主義真的違背人性。”
羅勇收藏的不光有日本人“自證”侵華罪行的證據，他還收藏有中國軍隊英勇抗戰的影像，其中一本是國民黨第三集團軍鄭州附近戰役的影集，已經開了線的影集封面寫有“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孫桐萱敬制”字樣。“這本影集共有75幅照片，拍攝的是孫桐萱部與日本鯉登少將部在鄭州附近進行的一場戰役后的戰場情況，是在戰役結束十幾天后拍攝的”。
記者查詢資料了解到，孫桐萱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第十六混成旅當學兵，1925年升任團長，1926年國民軍五原誓師后，歷任十五師、二十師師長、十二軍軍長。抗戰時期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影集記錄的那場戰役，發生在1941年11月間，經過1個月的鏖戰，中國軍隊最終取得了勝利，第三集團軍斃敵6000余人，日軍指揮官鯉登少將受傷，后不治身亡。
這本影集的收藏可謂一波三折。羅勇告訴記者，他第一次見到影集是在北京的一場拍賣會上，因為與河南有關，他就想拍下來帶回河南，可最終喊到4萬多元也沒能拍下。“影集不止一本，第二次見到的影集因為品相不好，我沒有拍”。第三次見到后，他勢在必得，最終以將近10萬元的價格將影集帶回了河南。“不能用錢來衡量這些影像的價值，它們的社會價值遠遠大于它們的經濟價值”。
“盡管當年的戰火早已消散，但歷史不能遺忘。”羅勇說，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從1937年的全面抗戰到1945年日本簽署投降書，中國用幾千萬軍民的死傷換來了百年抗擊外來入侵的第一次徹底勝利。值此全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他將自己保存多年的中日戰爭時期的照片、畫報、新聞報道等影像資料公開，希望能讓世人感受到影像記錄下的真實歷史帶來的不一樣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