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指出，面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2014年6月30日，在黨成立93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學習時強調，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2014年9月30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招待會上習近平再次指出：“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堅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實現13億多人共同富裕任重道遠。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不能驕傲自滿，黨不能驕傲自滿，國家不能驕傲自滿，領導層不能驕傲自滿，人民不能驕傲自滿，而是要增強憂患意識、慎終追遠，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認真學習中央和習近平關于憂患意識的重要論述，深刻領會認識保持憂患意識的重大意義，以此警醒和激勵全黨，做到居安思危，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自覺為黨和人民不懈奮斗，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局面。
憂患意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特質
憂患意識是指一個人的內心關注超越自身的利害、榮辱、成敗，而將世界、社會、國家、人民的前途命運縈系于心，對人類、社會、國家、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難抱有警惕并由此激發奮斗圖強、戰勝困境的決心和勇氣。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是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它繼承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吸取了黨的歷史經驗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訓，是我黨政治智慧的突出表現。
（一）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不息、不斷繁榮發展的重要精神基因，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是促進國家進步、民族振興的催化劑和動力源。《周易》中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之說；早在先秦時期，《左傳》便提出了為政要“居安思危”；孟子也曾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無不體現出以憂患意識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底蘊。憂患意識還是歷史上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魏征曾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清自乾隆之后，既不憂國，更談不上憂民，認為大清王朝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社會，其結果被馬克思稱為“奇異的悲歌”，“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16頁)清朝的亡國是缺少憂患意識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誕生于民族危難的關鍵時期，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對我黨憂患意識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響和作用。
（二）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凝聚著我黨深刻的歷史經驗。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丟掉憂患意識，更沒有忘記肩負的歷史使命，而是傳承了中華民族居安思危這一優良傳統。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即將實現全國解放的新形勢，毛澤東就告誡全黨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進京趕考”的問題，提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警示。在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鄧小平同志到南方視察，他在談話中語重心長地說：建設起來難，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江澤民同志針對改革開放以來屢禁不止的腐敗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在新時期能不能解決好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課題，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地位，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胡錦濤同志牢記歷史使命，強化憂患意識，在十六大閉幕后不久，就率領書記處的同志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重申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強調要在全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并進一步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多次強調居安思危，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驕傲自滿，而是要增強憂患意識，慎終追遠，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正是因為有了強烈的憂患意識，我們黨的事業才保持了長盛不衰的發展。93年的歷史表明：我們黨是在憂患中誕生、發展和壯大的政黨，憂患意識深深地融入到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全部實踐中。
（三）蘇共及東歐共產黨的失敗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深刻鏡鑒。蘇聯共產黨曾是世界上影響最大、存在時間最久、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政黨。它從1898年成立起至1991年自動解散為止，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歷程，其中執政時間長達74年。蘇聯共產黨成立時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形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大派別。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屬于主流派，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1912年布爾什維克在組織上與孟什維克分裂后成為一個獨立政黨，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1918年3月起，改稱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22年蘇聯成立后，在1925年12月舉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黨的名稱改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52年舉行的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決議，將黨的名稱改為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蘇聯共產黨在其漫長的發展和執政過程中，曾經取得過震驚世界的輝煌業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黨內各方面的消極因素不斷增長和積淀，直至最后不僅失去了政權，而且也毀滅了自身。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也由于同蘇聯一樣自身蛻化變質的原因，失去了執政地位。我黨正是從他們走向衰亡的教訓中，看到了潛在的危機，以此為鑒，居安思危，找到了前進的正確方向和道路。（未完待續）（作者為市委政研室原副主任）
編前：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由求是雜志社和中國延安干部學院聯合舉辦的第四屆黨性教育“延安論壇”在延安干部學院舉行。我市戴俊賢同志論文《保持憂患意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擔當》入選本屆論壇，戴俊賢同志應邀參加了論壇學術研討會。為引導全市廣大黨員干部保持清醒憂患，勇擔崛起重任，本報將分三期刊發論文全文，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