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賦予城管部門規劃、設立、管理合法擺攤區域的權力，擺脫對高壓執法的依賴，讓城管和攤販從對立走向合作，打開雙方的死結。
新華社報道，臨武不幸死亡瓜農鄧正加的遺體，初步檢驗顯顱內有傷情。20日下午，臨武縣召開常委會決定，免去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黨組書記胡郴和分管執法的黨組副書記鄒紅衛的職務。臨武警方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對瓜農鄧正加死亡事件的廖衛昌、袁城等6名涉事城管工作人員實施了刑事拘留。
顱內有傷情這一結論，說明鄧正加死前腦部曾遭受外力傷害。臨武城管官員被免，6名涉事城管被刑拘，初步還家屬一個公道，對鄧正加在天之靈，也是一種告慰。
城管向瓜農狠下毒手，這不是個案，現實中，城管在執法中致人傷亡的事件屢屢發生。究其原因，固然有城管個人的因素——一些地方城管招募把關不嚴，導致許多素質低下的人進入城管隊伍。加之，對于城管在日常執法的暴力行為，許多地方政府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鮮有以零容忍姿態，一個不漏嚴厲追究的。這種寬容和偏袒助長了一些城管的違法氣焰，導致“小惡”一天天不斷累積，最終釀成“大惡”。
如何從機制上保障執法的文明，這是包括臨武在內的許多地方，都急需解決的問題。不過也要看到，消弭城管商販間的矛盾沖突，解開他們之間的死結，僅僅是從執法層面，通過提高執法人員素質和執法的人性化來解決，遠遠還不夠。我們更需要反思和改進的，是城市管理的理念和體制。
我們現在的城市管理，過多地強調的是城市的整潔與秩序，將攤販的生存問題，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支配下，攤販在各地被嚴禁，即便存在農民進城直銷需求的三四線城市，同樣嚴管攤販。例如臨武在鬧市區為進城農民開設了臨時銷售區，但當地農民抱怨，政府劃定的區域太小。嚴管之下，使得攤販處于普遍性的違法狀態，這就導致城管和攤販間長期的游擊戰，也給權力尋租留下余地，在臨武，攤販只要向城管進貢，就能相對自由擺攤。
在城管機構的設置上，過多強調了“管”，忽視服務的功能，這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攤販的對立面。在上級部門市容的考核壓力下，城管部門即便有心，也不敢對攤販手下留情，對于攤販的合理訴求，不是采取接納引導，而是一味采取高壓政策，當攤販不斷抗拒執法后，上級部門考慮的不是適度妥協，而是試圖改進城管裝備，讓警方為城管護航等強硬手段，迫使商販屈服，這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
城管與攤販的沖突，釀成了一個又一個生命的悲劇，血的代價已付出太多，我們該痛定思痛，考慮改變城市管理理念和體制了。
我們的城市，應當給攤販更多生存空間，讓合法擺攤成為可能。路邊攤販的久禁不絕，一方面是源于攤販求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離不開攤販。生存、生活，這些民眾基礎性的權利，要遠遠高于城市的整潔與秩序，應將它們放在更優先的位置。
對于城管部門，需改變職能定位，從強硬的秩序維護者，變成柔性的服務引導者。賦予城管部門規劃、設立、管理合法擺攤區域的權力，擺脫對高壓執法的依賴，讓城管和攤販從對立走向合作，打開雙方的死結。
總而言之，一個城市與小販之間和諧共存，不是沒有可能，關鍵在于，我們的城市管理者能不能拿出勇氣和智慧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