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堂

父親參加村里民兵時，扶溝縣正值國共“拉鋸”時期，局勢動蕩不安。村里有一名郎中，只因給共產黨的區委工作隊戰士取“炮子”（子彈），夜里便被國民黨保安團殘忍殺害。1948年6月5日拂曉，駐扎在扶溝縣小何莊的50多名中共扶溝縣城關區武工隊隊員，被國民黨太康縣保安團300余人包圍。一場極其慘烈悲壯的戰斗就此爆發，區委書記、武工隊長等19人壯烈犧牲。那時父親已過繼給他的堂嬸子，嗣母知曉這些事后，說什么也不讓父親再當民兵。父親勸慰嗣母不要害怕，堅信天下必將屬于勞苦大眾。此后，父親白天參加共產黨的活動，晚上就藏到村外的打麥場里過夜。父親憑借堅定的信念與大膽細心的工作態度，終于迎來扶溝的解放。父親參加革命工作后，先是擔任通訊員等職，1956年，他被提拔為當時柴崗鄉的黨委宣傳委員。

1958年，扶溝縣和全國各地一樣，大煉鋼鐵活動開展得熱火朝天。為了煉鐵，農戶家的鐵鍋、門上的鎖釘，甚至柜子上的鐵飾件都被撬下來投入煉鐵，但鋼鐵產量卻始終上不去，無法“放衛星”。由于扶溝縣地處豫東大平原，黃土地上既沒有山，也沒有礦石，扶溝縣委決定，派干部帶領民工到有鐵礦石和煤炭的平頂山市寶豐縣大營鎮去煉鋼鐵。在當時的扶溝縣，這是最大的政治任務。父親被組織部門選中成為帶隊干部，原因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參加革命工作，政治立場堅定，革命意志堅強，工作積極主動，不怕困難。當時有關系好的同事提醒父親，憑父親的資歷和能力很快就能得到提拔重用，去那么遠的地方煉鋼鐵，既要負責建廠，又要負責生產，最關鍵的是，如果煉不出鋼鐵，到時候恐怕沒有退路。印象中父親堅定地說，個人的進退是小事，既然黨把全縣這么重要的事交給了他，他就要完成。于是，父親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出任煉鐵營營長，懷揣著經費奔赴400里外的寶豐縣大營鎮，開啟煉鋼鐵的征程。

父親他們懷著極高的工作熱情，不分晝夜地辛勤勞作，終于成功煉出鐵來。當看到第一爐鐵水流出，父親深感他們完成了一項無比偉大且意義非凡的事業。隨著大煉鋼鐵在全國范圍內逐漸終止，該廠就地并入寶豐縣韓莊煤礦。在韓莊煤礦，父親作為年輕后備干部，因工作成績出色，被推薦到鄭州煤礦學校脫產學習，畢業后回到韓莊煤礦被任命為礦工會主席，進入了礦領導班子。

父親的事業順風順水，他卻申請調回家鄉扶溝縣。這背后的緣由，還得從1962年說起。當時經濟形勢嚴峻，中央作出全國 “精簡職工與下放城鎮居民”的決定，涉及人數2000萬人。父親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帶頭動員身為礦上家屬工的母親，回到扶溝縣老家務農。那時農村條件艱苦，母親既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又要照顧3個年幼的孩子及生病的祖母，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盡管家離工作地有400里地，但在當時交通極為不便，父親一年都回不了一兩次家。為了能給家里幫襯些，父親放棄了大好前程提出調動申請，礦領導極力挽留。在了解到父親的實際困難后，礦領導只好同意。就這樣，1964年，父親調回到扶溝縣大新公社工作，這一干就是9年。直到1973年4月，經扶溝縣革命委員會研究決定，父親被提拔為大新公社革委會組織委員。算起來，時隔17年，父親的職務才恢復到去平頂山煉鋼鐵之前的級別，可他從未有過一句怨言，還常說：“只要有活兒干，能為群眾服務，職務高低都一樣。”

1974年春天，父親在組織公社黨員學習時，發覺看報紙上的字眼睛有些模糊，以為是熬夜上火導致的，為不耽誤工作就滴點眼藥水。可一段時間后情況并沒有好轉，在同事的催促下，父親去縣城醫院檢查，也沒查出什么大問題，他便以此為借口，繼續堅守崗位。就這樣又拖了一年多，父親連一米遠外的人都看不清了，實在無法正常工作。公社書記派通訊員把母親接到公社，好說歹說，才勸服父親放下工作去看病。這時，父親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熱愛的崗位。

1975年5月，父親前往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就診，誰能料到，這一去竟成永別。檢查結果令人心碎，父親腦部有個雞蛋大小的腫瘤，正是這個腫瘤壓迫視神經導致視力模糊。醫生滿是惋惜，直言耽誤太久了，必須開顱切除腫瘤。那時，最小的妹妹才剛滿周歲，母親無法抽身前往醫院陪護，我們兄妹幾個又都年幼，只有二大爺在醫院照料。據二大爺回憶，術后沒幾天，父親就因顱內感染發起高燒，到第七天夜里，父親氣若游絲，斷斷續續地喊著我的名字。黎明時分，父親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而他深愛的妻子和6個孩子，都沒能陪在他的身邊。我不知道父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懷著怎樣的遺憾與不舍離開這個世界，這也成為我心中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痛。

父親離世20多年后，扶溝籍作家、《重返柳河灣》的作者陳夢賢調到周口。命運就是如此奇妙，陳夢賢和我老家的鄰居在同一個單位，當他得知我也在周口工作時，便與我取得聯系。初次見面，陳夢賢便感慨道：“我在扶溝四處打聽了你父親后人的消息，一直沒有結果。真是無巧不成書，沒想到我們會在同一個城市工作。”他回憶說：“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你父親在我們大隊駐村工作，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還培養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你父親時刻把群眾的疾苦放在心上。他的筆記本上記滿了各個村里困難家庭和群眾的信息，對每個困難家庭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他工作起來滿腔熱忱，堪稱‘焦裕祿式’的基層干部典型代表。”

聽著陳夢賢的講述，我心中感慨萬千。歲月匆匆，父親已離去多年，可他依然被人如此深切地銘記與懷念。回想起父親投身革命時連一個正式的名字都沒有，動員父親參加革命的同志對他說：“你家里窮得叮當響，可只要革命成功，咱們窮苦人也能過上好日子，你的小名叫三兒，諧音就叫金山吧，寓意往后的生活富足美滿。”終其一生，父親和那個時代千千萬萬普通共產黨員一樣，幼年歷經磨難，是共產黨讓他們翻身得解放，從此他們一心向黨，都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堅守、無私奉獻。檔案中父親填寫的名字——周金山，這3個字是我心中永遠的驕傲與力量源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