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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以后，金石學興起，金石收藏進入全盛時期，對古璽印的輯錄也蔚然成風，先后有很多重要印譜輯成問世。晚清時期，以山東陳介祺、吳式芬所輯錄印譜最為重要。陳介祺的《簠齋印存》《十鐘山房印舉》、吳式芬的《雙虞壺齋印譜》，以及二人合輯《封泥考略》皆為研究篆刻的經典之作。吳式芬與陳介祺相交最契，為兒女親家。吳式芬去世后，其《雙虞壺齋印譜》，以及很多著作未能出版。其子吳重熹擔綱了岳父陳介祺所藏印譜和家藏《雙虞壺齋印譜》等重要書籍的編輯校訂、整理刊刻工作。吳重熹于光緒六年（1880年）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任陳州知府期間，于淮陽整理刊刻了《雙虞壺齋印存》。此舉對研究中國古代篆刻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吳重熹（1838年~1918年），字仲懌（仲飴），山東海豐縣（今無棣縣）城里村人，吳式芬次子。清同治壬戌（1862年）舉人，授工部郎中，擢升河南陳州知府，遷開封知府，因功升江南江安糧道。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擢任福建按察使，又遷江寧布政使。官至河南巡撫。辛亥革命后，吳重熹解任歸寓津門，閉門謝客，專事編輯《吳氏文存》《吳氏詩存》《吳氏世德錄》，為國家館藏名典，著有《石蓮闇詩文集》《石蓮闇詞集》及奏議若干卷。

吳重熹任陳州知府長達10年，在淮陽期間，相繼刊刻了很多書籍，如《雙虞壺齋印存》《無棣吳氏世德錄》《攀古小廬雜著》《海豐吳氏朱卷》四卷等。他刊刻了桂馥《歷代石經略》，并作《歷代石經略序》，刊刻了其高祖吳壇所撰寫的《大清律例通考》，并作《律例通考校刊緣起》，刊刻了《石蓮闇匯刻九金人集》之《滹南遺老王先生文集》，刊刻了呂芝田撰《律法須知》（線裝本）兩冊。特別是首次刊刻了《雙虞壺齋印存》50冊，此舉尤為重要。羅振玉評價該書說：“予嘗評騭諸家譜集，自以陳氏《印舉》為最博，而語其精，則以《雙虞壺齋印譜》為冠。”其后，羅福頤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亦稱：“其分數頗詳盡，為近世作銅印譜者所宗。”又詳盡列舉其內容。可見業界對吳重熹所輯刻此印譜推崇備至。

其后所刊刻出版的多種《雙虞壺齋印存》版本，皆是以“陳州本”為宗。此本“篆體不分卷本”，多為八冊。粗黑版框，半框尺寸縱18.5厘米、橫13.0厘米，四周單邊，書口上端篆書“雙虞壺齋印存”。每冊首行題“雙虞壺齋印存”，次行書題“海豐吳式芬子苾考藏”，體皆小篆。正文每頁三行，每行分上下兩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鈐印，下端長方格留空，或許是為書寫或套印考釋文字所預留。正文每頁一至三印，一般以三印為主，子母印、雙面印、多面印則依次多錄。

與吳重熹淵源頗深的王懿榮之子王崇煥后來回憶說：“仲飴中丞重熹守陳州時,會印木版黑匡（框）之本，無鈐成印譜五十部，分貽同好，未幾即罄。”當為親歷之言，不為謬也。

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由成都入京參加館試，特意繞道來到淮陽，將次女王崇煐嫁給了吳重熹次子吳崶為妻，在淮陽盤桓半年之久，至十一月才北上。嫁女禮成，王懿榮在陳州期間特意拜謁了太昊陵，并請丁少山繪制成《陳州謁太昊陵圖》，以為紀念。丁少山篆書題云：“光緒八年十有一月初，吉雪復路，廉生庶常謁太昊陵，艮寫。”此當是周口金石篆刻史上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此外，吳重熹在淮陽期間，曾經搜集大量的漢磚，成批贈送給朋友或者運送回老家山東海豐。據《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記載，蒼臺在唐河左岸，為新野、唐縣及湖北棗陽交界，清移縣丞駐此。光緒時縣丞酈嘉谷署縣丞，曾得漢磚多方，文曰：“南陽宛府……”其下泐殘。酈謂：“是時吳重熹守陳州府，亦好此。集數百方裝一船自黃河運歸，中途而覆。”此當為一例。《吳重熹年譜》又記載，光緒十一年（1885年），吳重熹的侄子吳峋于是年秋至淮陽訪求漢磚一事：“六月，吳峋因上年參劾閻敬銘執拗剛愎等情一折及本年正月所奏‘圣學日新，亟宜杜漸，防微上年鄧承修疏內，恭錄圣訓，原折不應擲還’等語，著交部嚴加議處，降五級調用，遂辭職，于是秋至陳州訪求漢磚得四五百墼，與日照丁艮善為畫《風雪訪磚圖》。”由此可知，吳重熹在淮陽期間對于金石的搜集一直在進行。是以其岳父陳介祺所藏出自淮陽的陳侯鼎等重要青銅器，是否為吳重熹在淮陽訪得，當為一種猜想。

吳重熹在陳州知府任上，官聲頗佳，清譽為人所稱道。光緒十三年（1887年），黃河決口，淮陽水患嚴重，他親臨指揮，督修堤壩，設立粥棚，救助無數難民。其勤政愛民之舉，為世人所傳頌。

回望吳重熹在陳州所刊刻《雙虞壺齋印存》之舉，在中國篆刻史上意義非同一般，對周口文化更是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關于吳重熹和《雙虞壺齋印存》也亟待我們繼續深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