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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在談論中國著名隱逸詩人陶淵明的時候，大都認為，陶淵明身上既有散淡飄逸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而這恰好構成陶淵明的雙重人格。比如，魯迅就曾說：“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

張伯駒和陶淵明一樣，亦有散淡飄逸和金剛怒目的雙重文化人格。在一般人眼里，張伯駒不慕名利，恬然自樂，一副世外隱士的形象，殊不知，他同樣嫉惡如仇，敢于直言，勇于抗爭，對于各種丑惡現象，往往直接發(fā)聲，予以針砭。

我們讀過張伯駒的《三希堂晉帖》，即可真切感知他的金剛怒目。眾所周知，清代乾隆是一位書畫皇帝，收藏了不少歷代書畫真跡，尤其看重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后來，《中秋帖》和《伯遠帖》歸郭世五所有。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張伯駒恐怕《中秋帖》和《伯遠帖》流失海外，遂委托惠古齋老板柳春農打探，得知此二帖在郭世五之子郭昭俊手中，張伯駒欲收蓄之，奈何郭昭俊獅子大張口，一帖即要價三千萬聯幣，合當時黃金一千兩，張伯駒財力不逮，只好作罷。可是不久，當時的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到北京視察，郭昭俊將《中秋帖》和《伯遠帖》賄于宋子文，因而謀得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襄理職務。

張伯駒聞聽大怒，郁結于胸，難以平復。翌年，張伯駒的朋友潘伯鷹在上海主編《新民晚報》副刊，專門來信向張伯駒約稿。于是，張伯駒說：“余寫《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記》應之，遂揭露二希法帖經過。”文章刊發(fā)以后，輿論大嘩，眾說紛紜。宋子文畏懼物議，急忙將《中秋帖》和《伯遠帖》退還郭昭俊，以平息眾怒。

張伯駒此舉，顯示了他嫉惡如仇、敢于和邪惡勢力斗爭、金剛怒目的文化人格。與此相應，張伯駒還深刻揭露了舊時代社會的黑暗。“王珣、王獻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銀行取出，攜至臺北，將求善價。此種國寶竟容私人如此挾逃，又竟無人管，怪極。”以上張伯駒引用當時《新民晚報·藝壇通訊》的一段文字，寥寥數語，便將當時國統區(qū)社會動蕩、法紀松弛，任由文物販子胡作非為，導致大量國寶流失海外等諸種怪象亂象，毫不留情地剝開示人。這些都可以看出張伯駒金剛怒目的一面。

張伯駒對不平之事，常常語含諷刺，顯示了其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文化人格。宋代伊始，殿試后皇帝宣布登科進士的名次，還要為新科進士舉行宴會，賜宴慶賀。由于賜宴都是在著名的瓊林苑進行，是為“瓊林宴”。張伯駒的隨筆《瓊林宴》，先對有清一代所謂的“瓊林宴”進行敘述：“瓊林宴由光祿寺及禮部承辦，新科進士齊集拜揖入座，二人一席，席各陳干果十幾事，坐定后旋即起拜辭去，干果則由伺役一搶而空。視此頗如戲臺上之飲宴，只少吹牌子耳。”接著，張伯駒又寫他的朋友溥叔明，自敘其結婚時入宮賜宴的情形：“行禮后衣冠入席，止一人，肴饌滿前，但例不能舉箸，少坐起，謝恩出。”然后，張伯駒生發(fā)議論：“宮廷賜宴尚如此，則光祿寺禮部之瓊林宴可知。故當時有口號云：‘光祿寺茶湯，武備院刀槍，翰林院文章，太常寺笙簧，欽天監(jiān)陰陽，太醫(yī)院藥方。’言皆樣子貨也。”張伯駒援引當時的民諺，針砭了“瓊林宴”等中看不中用的“樣子貨”，實則意在言外，鞭撻的不僅僅是上述種種，而是一切不合理的社會丑惡世相，深刻含蓄又入木三分。張伯駒金剛怒目、孤高狷介之個性也因之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