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后，我常常獨自站在村口老槐樹下出神。總恍惚看見父親頂著那頂舊火車頭帽，背著印有“忠于黨的教育事業”幾個字的褪色帆布包，踩著碎金般的余暉，從蜿蜒的土路盡頭向我走來。

記憶里父親相貌儒雅，說話親切，為人實在，從不說假話。他曾經是校長。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當別人問 “一年三百斤糧食夠吃嗎”，他回答說 “不夠”；當有人問 “一畝地能打三千斤麥子嗎”，他認真解釋 “那是好多畝地的產量”。這份執拗讓他從校長被“貶”為每月5塊錢的民辦教師，但這卻讓他在鄉親們心里成了真正的“先生”。

父親在學校仍然比誰工作都認真。每天天不亮，當第一縷曙光還未完全照亮大地，他便來到學校，把教室打掃得一塵不染。放學后，他又常常留下，給成績差的學生補課，直到他們完全理解。

父親能書善畫，過年時村里家家戶戶都貼有父親書寫的紅對聯，村里人家的山墻上常有他的墨寶。他畫燕子銜泥，畫荷花映日，畫蝶舞芳叢，畫艷陽藍天……他常常教育孩子們：“畫畫兒要觀察仔細才能畫得活，才有生靈氣。”于是，他筆下的牡丹仿佛能聞見香氣，蝴蝶似乎隨時會飛走。有個雨天，他為鄰居家的新房畫山墻，雨水打濕衣衫也渾然不覺。那幅“松鶴延年” 直到20世紀90年代還在，顏色雖淡了些，卻鮮活在我的記憶里，就像父親的愛，永不褪色。

1979 年那個清晨，父親像往常一樣早起去學校。雪大路滑，他穿著蘆葦草鞋，踩著厚厚的積雪。路過坑塘邊的陡坡時，他腳下一滑，重重摔倒在地。他掙扎起身后，拍了拍身上的雪，蹣跚著繼續往學校走。誰也沒想到，這一摔，竟為父親埋下了病根。正月初八，父親因腦出血已經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渾濁的目光望著我們，望著他無比熟悉的課本，眼角有淚滑落。那天夜里，父親永遠閉上了眼睛。

我們家的天塌了！

父老鄉親，還有父親教過的學生都來了，那個曾經在寒冬里披著父親棉襖上課的學生跪在靈前泣不成聲：“王老師呀，那年要不是您把棉襖給我，我早就凍死了……”

一個月后，父親的平反通知書送到了家里。母親捧著通知書哭得幾度暈厥：“你爹委屈了一輩子，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呀……”

父親去世46年后的一天，我意外踏入縣檔案局那略顯昏暗的房間。我翻開父親塵封已久的檔案，泛黃的紙頁輕輕發出沙沙的響聲，似乎在訴說著父親對教育事業的忠誠。一張父親年輕時的照片映入我的視野，盡管面容與他50歲離世時的模樣有所不同，但那熟悉的眉眼和溫和的神情，瞬間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之門。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老槐樹在風里搖晃著枝丫，沙沙聲恰似當年父親翻動課本的聲響。父親背著褪色帆布包，踩著碎金般的余暉，從蜿蜒的土路盡頭向我走來。他走在春風里，他走在細雨中，他走在每一雙渴求知識的眼睛里……

父親呀，從來不曾離開我們，也從來不曾走下他的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