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偶見慶《周口日報》創刊35周年征文啟事。慶創刊，當然離不開創刊的人，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周口日報》初創時期帶領我們日夜苦干的祝總編，盡管我們都已退休多年。

祝總編大名祝培星，雖稱其為總編，其實他只是副總編。周口日報社領導走了一任又一任，唯有他堅守不出，干到退休。

我是在周口日報社成立的第二年被招進去的。當初的辦公地點在六一路紅杏影院內，后來又搬到七一路新建的辦公樓。在這棟辦公樓里，我和祝總編的辦公室都在二樓，且是斜對面，中間只隔一走廊。這樣一來，我倆便低頭不見抬頭見。那時出報紙不像現在網絡化、數字化，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如改稿、定稿、畫版、定版，都在紙上進行，導致程序多、跑腿多。每當祝總編帶班的時候，若輪到我值班，不需電話，他在辦公室一聲喝，我立馬到。這樣，就會不斷地聽到祝總編的聲音：“鐘祥，拿稿來！”“鐘祥，送版去！”他嗓門洪亮，聲震屋瓦，余音繞梁。一聽到喊聲，我就會三步并作兩步，去他辦公室拿稿、拿版。當時我想：這樣呼來喚去、咋咋呼呼的，哪像在出神圣的報紙，簡直是在開店，他是掌柜的，我成了跑堂的店小二。

祝總編不但對我“聲控”指揮，對其他鄰近的編輯、記者也是如此這般，因此整個二層樓不時回蕩著祝總編那引車賣漿般的吆喝聲。后來，我對這聲音由反感到適應，再由適應到喜歡，且喜歡得一日不聽就不自在。有一天中午11點了，未聽其聲音傳出，整個二樓辦公區一片死寂，了無生機；我也無精打采，昏昏欲睡。這時，樓道里突然一聲吼：“趙XX拿版來！”祝總編的聲音猶如沖鋒號，我聽了一激靈，來了精神——竟然慢慢地對此聲音產生了依賴。接著，二樓恢復了生機：祝總編的喊聲、同事們的應答聲、匆忙的腳步聲、“嘭嘭”的關門聲，一派熱鬧的景象。其他的不說，僅祝總編的高音亮嗓便足以鼓動三軍士氣！

祝總編常說的一句話是：“咱都是吃這張小報的，可要好好地弄啊！”意思是，這張報紙就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弄不好，飯碗就砸了。如古語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祝總編為了工作，除了吃飯，很少回家。后來，他干脆買了一張床，住進了辦公室。見此情景，我為他作了一首打油詩：“祝總工作實在狂，辦公室里鋪大床。朝朝暮暮戀版面，直把報紙作新娘。”同事們也仿著“拼命三郎”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培星一郎”。

祝總編的辦公室對面是洗手間，可以沖澡、洗衣，每到天熱時，就經常見他來往于辦公室與洗手間，洗頭、洗衣。他上穿大汗衫，下著大褲衩，腳趿拉大拖鞋，手拿芭蕉扇，走起路來左右搖晃，遠看像一位行者，近看像一個殺豬的。祝總編如此不修邊幅、素面朝天，其人也豪爽灑脫、襟懷坦蕩、心無芥蒂，實乃性情中人。

祝總編雖在生活中大大咧咧、不拘小節，然在工作中是極認真的，一絲不茍。誰若有了錯誤，他會嚴厲地批評，不留情面，但你若給他提意見，他也坦然接受。一次，我在值班時出現一個小失誤，他便在會上進行了批評。那時我剛出大學校門，又是單位唯一的研究生，一腔浩然之氣，胸懷不世之志，大有孟圣人“舍我其誰”之慨，不論他是哪路神仙，一概睥睨之。對祝總編此等輕侮焉能容忍！于是，散會后我便找他理論。我怒沖沖推門而入，聲色俱厲，痛陳其罔顧事實、妄加批評。面對我連珠炮式的“進攻”，祝總編的反應比較詭異：他始而傾耳靜聽，繼而稍皺眉頭，最后則作假寐狀，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這情景現在想起來仍讓人后背發涼。我見他毫無動靜，便悻悻然退出。后來我才悟到：與頂頭上司沖突，這不是以卵擊石嗎？何其愚也！幸虧祝總編能包容，有定力，以靜制動，且不計前嫌。若換一個別的頭兒，遭如此冒犯，他或逞匹夫之勇，拍案而起，大打出手；或心胸狹隘，包藏禍心，挾嫌報復，我輩慘矣！幾天后，祝總編見了我仍是樂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對我仍以“教授”相稱——這是他給我起的綽號，這個綽號是何來歷，我不得而知。果不其然，數年后，我調進了師范學院，真的成了教授。每當憶及此事，我就納悶：難道祝總編數年前就知道我會成為教授？祝總編真乃神人也！

現在，或許是緣分使然，在沙潁河之濱，我與祝總編仍是比鄰而居，在河堤上散步時，每每不期而遇。當他看到我時，遠遠地依舊在喊：“教授！教授！”這聲音仍是那么洪亮、那么熟悉，但聽到時的感覺與當年截然不同：那時，聽著聽著就笑了，因為我不是教授；而今，聽著聽著就哭了，因為我已成了教授。我好想再讓祝總編帶我一次班，也好想再被他批評一次（這次絕不會再頂撞他了），但這已成了一種奢望，畢竟我們都已青春不再，垂垂老矣！過去那如火如荼、充滿希望與幻想的歲月，正如東逝不息的沙潁河水，一去不復返，留下的只是這五味雜陳的咀嚼，且這種回味讓我們情不自禁，因為正如一位哲人所說，我們走過的路，無論是平坦還是坎坷，都是一筆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