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節期間，電影《第二十條》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使得正當防衛條款再次成為社會熱門話題。在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條款過于嚴苛的適用，造成了其長久的沉寂，直到“昆山龍哥反殺案”開始，才被真正“喚醒”。

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有五個。客觀要件為存在現實的不法侵害。沒有現實的不法侵害，防衛人若是實施了防衛行為，則有可能是假想防衛，會構成過失犯罪。理論上，對“不法侵害”一詞的認定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權利。往往只有在防衛人面對謀殺、強奸、搶劫等特定侵害行為時，其防衛行為才能得到認可。如果是對故意傷害行為或侵害名譽權行為防衛則一般會被當作互毆處理。

時間要件為不法侵害要“正在進行”，即不法行為已經著手，但仍在進行，還未結束。時間要件強調的是不法侵害已經是現實的、緊迫的危險，從而使防衛行為成為保護合法權益的必要手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規定，對于不法侵害已經形成現實、緊迫危險的，應當認定為不法侵害已經開始；對于不法侵害雖然暫時中斷或者被暫時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繼續實施侵害的現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為不法侵害仍在進行。

主觀要件為防衛人要有防衛意識。要認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并且防衛人的防衛行為是為了制止不法侵害、保護合法權益，否則不構成正當防衛，會構成互毆或者相應罪名。對于故意以語言、行為等挑動對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擊的防衛挑撥，不應認定為防衛行為。

對象要件為防衛人的防衛應當僅限于不法侵害人，不能對除不法侵害人之外的第三人進行防衛。《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對于多人共同實施不法侵害的，既可以針對直接實施不法侵害的人進行防衛，也可以針對在現場共同實施不法侵害的人進行防衛。

限度要件為防衛人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限度是和被害人可能遭受的侵害進行比較的，包括行為上和結果上的比較，不能超過可能受到的損害。一般防衛有限度要求，同時超過行為限度和結果限度的，屬于防衛過當，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特殊防衛沒有必要限度，不存在防衛過當。

在司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條款構成要件的認定非常嚴苛，甚至達到“咬文嚼字”的程度，同時對構成要件的認定也未統一標準。但正當防衛在“昆山龍哥反殺案”中的成功適用，使這些問題逐步得到了改善。

首先，正當防衛與互毆的界定區別在于主觀要件。在司法實踐中，對防衛人防衛目的的認定標準的不統一，可能會導致同案不同判。《指導意見》規定，防衛行為與相互斗毆具有外觀上的相似性，準確區分兩者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通過綜合考量案發起因、對沖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兇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斗等客觀情節，準確判斷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其次，對時間要件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適用時間要件過于嚴苛，尤其是對“正在進行”一詞的認定范圍過窄。例如在涉及到對財產權的侵害時，大多司法機關將其狹義地理解為表現為肢體動作的外在侵害行為，忽略被害人一直處于失去對財物占有權的不法侵害狀態。最后，對限度要件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貌似形成了“誰重傷，誰死，誰有理”的判斷標準，忽視了對正當防衛限度應當以一般人的認識，來判斷防衛強度是否超過了防衛所必須限度。

正當防衛條款從陷入沉寂到逐漸“蘇醒”經歷了許多年。司法實踐中對“正在進行”與“必要限度”兩要件的認定上改變最多。正當防衛條款的“蘇醒”體現了辦案機關從機械司法到張揚正義的轉變，展現了人性中勇氣與責任的擔當，突出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時代強音。

（作者單位：紹興文理學院元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