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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足周歲的時候，我的親生父親因肺病去世了。那時，我上面有一個姐姐，七歲；一個哥哥，四歲。

當我記事時，已是繼父承擔起了養育全家的責任。繼父姓張，赤貧，唯一的資本就是年輕人的力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就到秣陵鎮剛成立的搬運站，當了一名搬運工人。

父親很高，瘦骨嶙峋的樣子。他眼睛不太好，常常紅紅的、淚滋滋的，說是“風溜眼”，一見風就流淚。他經常滴一種叫“沃古淋”的眼藥水，一個小玻璃瓶，粗的一頭有一個帶彈性的橡皮塞，可以擠壓，這種眼藥水早就沒有賣的了。

對父親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腰間常束著一條長長的藍色粗布披單，還在腰間打個結，很像戲臺上的裝束。這披單是搬運工人的標志，也是父親干活時必不可少的“勞保”用品。先說裝卸吧，這是他們最基本的勞動。經常裝卸的是糧食，一麻袋糧食二百多斤，他們把一麻袋一麻袋糧食扛到汽車上，或者從汽車上扛下來裝進倉庫。干活時，父親先把披單解下，展開，有二尺多寬，搭上肩頭，旁邊有兩個工人把一個麻袋放倒，各抓住麻袋兩頭的兩個角，忽地一下抬起來，像蕩秋千一樣向斜上方甩去，順勢砸在微微彎著腰的父親的肩上。這披單正好襯在麻袋和脖子之間。父親在麻袋砸到肩上的瞬間，猛地挺直身子，一手叉著腰，一手空甩著，沿著搭在汽車幫上的翹板往上走。翹板在他腳下一起一伏很有韻律地晃悠著，像雜技表演一樣好看。有時候，他們比賽力氣，有的人還能再挾起一個麻袋。每當此時，我就感受到父親的偉大、工人的偉大。

但是，還有比這更苦更累、干脆叫作“苦力”的活兒，就是出遠門。在我們家鄉，那個時候的長途運輸，除了用少量的汽車外，主要還是靠搬運工人拉架車。裝上十來個麻袋，大約一噸重的糧食，一步步拉到水寨或漯河。

每次出遠門常是十幾輛架車一起出發，一字排開，浩浩蕩蕩，頗為壯觀。但是，這種出發時的風光很快就消失在艱苦跋涉的路途上了。腳下的路不是現在的柏油路，而是土路，坑坑洼洼。風來時，黃土彌漫；雨來時，泥濘不堪。我的父親彎下腰，和地面幾乎平行，兩手攥著車把，肩上繃緊繩襻，那姿勢就像拉纖的船工，又像如今常見的“拓荒牛”雕塑，艱難、堅韌地拼命向前，汗水擦也不擦滴答一路。渴了、餓了就停下車，喘口氣，摘下掛在車把上的瓦罐，咕咚咕咚喝上幾口水，然后打開“腳箱子”（工具箱），拿出干硬的涼饃，就著黑黑的、塊狀的咸菜，吃上一陣子。然后用披單擦擦嘴，再擦一把臉上的汗水，又重復永遠不變的姿態前行。

就是在這樣的路途上，父親經受了年復一年的雨雪風霜。所以，我很少見到父親。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父親歸來時滿身雪花，耳朵上掛一個雪花融化結成的冰凌，就像晶瑩的耳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上去揪了父親的耳朵。

但有一次父親歸來，就不是這樣子了。他在路上爬一個坡，頭部幾乎觸地的時候，勒在肩上、繃得正緊的繩襻突然斷了，父親猝不及防，一頭栽倒在地，滿臉是血。

父親就這樣拼盡全身的力氣，甚至是付出血的代價，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后來，家里又添了一個妹妹、一個弟弟，日子越發艱難。因此，我沒有一個快樂的、無憂無慮的童年。我記得有一年快過春節的時候，父親居然給我買回來一個蘋果大小叫作“毛蛋”的皮球，球面上布滿黃綠色花紋，往地上一摔，跳得很高。這是我能記得的父親給我的唯一的玩具。

我始終沒有覺得父親對我和對妹妹、弟弟有任何區別。為此，他自然也聽到一些工友的勸說，甚至遭到嘲笑，說他傻，說他年紀輕輕何必去養活他姓子女，何必替一個不相干的男人盡父親的責任。我沒有親耳聽到父親的回答，只聽母親說，他總是用一句話去應付人們的七嘴八舌，那就是：“做人得講良心。”良心，是父親懂得的最簡單的一個道理，也是父親最看重的一個道理；良心，是他一生堅守的信念和行為準則；良心，是他一生勇氣和毅力的來源；良心，是維持我們一家人不至于“散伙”的最強大的凝聚力。

父親漸漸老了，該休息了，卻又被疾病折磨，且一病未愈再添一病。

于是，我拉著架車，像他當年拉車一樣，拉他到縣城，把各個醫院看了個遍，這是我同父親接觸最多的一段時間。人們常說“血濃于水”，可是，我同樣認為“情濃于水”，因為這情是在艱難困苦的歲月中培養出來的，這情是父親對我們艱辛的養育之情。

有一年春節，父親是在醫院度過的。除夕，病房里冷冷清清。遠遠近近、斷斷續續的爆竹聲更增添了病房里的凄清。然而，我和母親依偎在父親的床前，卻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馨。一個家庭的親情，只有在災難或特別貧困的歲月里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或許，父親一生的累，在這溫馨情濃的一刻都會被消除。

到了初夏，父親的病終于治好了。可是因為這病，本來視力就弱的父親，看東西更加模糊，于是，家里的小院子就成了他終日活動的天地。

早飯后，家里只剩父親一人，他便搬個小椅子，倚墻而坐，一邊曬太陽，一邊擰開那個黃河牌收音機的旋鈕，聽戲曲或劉蘭芳的評書。小院里，有優美的唱腔和悠悠然搖動的樹枝陪伴他，間或有麻雀嘰嘰喳喳落滿一院，蹦蹦跳跳在地上覓食。父親一陣咳嗽，驚得麻雀撲棱棱飛去，不一陣兒又歡叫著飛回來。這樣的日子，可真是“野鳥做伴，白云無語”，倒也有趣，只是時間一長，父親也感到寂寞、單調、枯燥。于是，他便關了收音機，閉目養神。屋子里靜極了，院子里也靜極了，只有墻上的掛鐘不緊不慢地滴滴答答地走著。

父親終于日漸衰老，他在醫院里平靜地去了。在墓地，我把一鍬一鍬的黃土撒向他的棺木，猶如撒在自己心上。

父親已經故去三十多年。可是，父親，你知道嗎，每年的除夕之夜，窗外萬家燈火、爆竹聲聲，整個小城都在狂歡的時候，我心中卻盡是悲哀和思念。我似乎聽到野外你那墳頭上的枯草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聲響，一如你生前的絮語。父親，你過得好嗎？擺在你枕頭邊的黃河牌收音機還會響嗎？父親，我好想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