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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動

張伯駒在《春游瑣談》中，對歷史名人于右任作了繪影傳神的描繪。

張伯駒主編的散文隨筆集《春游瑣談》，凡7冊，共314篇，涉及作者35人，實為一部文人雅集、縱筆文墨的合集。《春游瑣談》所錄文章用筆隨意，有感而發(fā)，率性自然，史料豐贍，既可當作精美的小品文來讀，亦可補史乘之不足。

《春游瑣談》收錄張伯駒散文71篇，按照作者自己的理念，分為掌故、金石、書畫、考證、詞章、軼聞、風俗、游覽8個類別，文章多用白描，秉筆直書，逸趣橫生。

先說說《春游瑣談》中的掌故。掌故本是漢代掌管禮樂制度的官職名號，后來借指關于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遺聞軼事。張伯駒出身豪宦、見多識廣，兼以閱歷豐富、洞悉人情，因此對清末以來的政壇、文壇、藝壇、騷壇等諸多掌故，了然于胸，信手拈來。《春游瑣談》中的《陜西之“德、言、容、功”》《同姓名》《淇鯽》《認宗》《道學先生》《中堂》《觀察第》《五子》《步軍統(tǒng)領》《珍珠鞋》《江北提督》等，皆是對各種掌故的娓娓敘述。

其中的《陜西之“德、言、容、功”》，有助于我們全面了解于右任。于右任（1879年~1964年），陜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誘人，曾用筆名右任、騷心、大風、半哭半笑樓主、關西余子等，被尊稱為“右老”，中國近現(xiàn)代著名書法家和詩人。從1931年春起，于右任擔任當時的南京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直至逝世。于右任思想開明進步，1945年，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重慶談判期間，于右任設家宴專門招待中共代表團，公開支持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和平建國，這是國共和談中唯一設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團的國民黨元老。

張伯駒的《陜西之“德、言、容、功”》一文短小精悍，介紹近現(xiàn)代陜西印光法師、張季鸞、李儀祉、于右任4位名人，敘述從容，語言精簡，而且鋒端飽蘸情感，作者的褒貶之意也自然呈現(xiàn)：

余昔避日寇居秦，聞陜西人嘗戲謂吾省有德言容功者四人：德者印光法師；言者張季鸞，《大公報》社論皆為其手筆；功者李儀祉，關中少雨多旱，渭水開渠皆為其所經(jīng)營；容者則于右任也，辛亥革命陜人擁以為首，遂得譽，偉身長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噤若寒蟬，毫無建白，陜人故以譏嘲，謂其徒有其表耳。

《禮記·昏義》云：“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因此，所謂的“德、言、容、功”，本意為封建禮教要求婦女應具備的品德。而張伯駒筆下的“德、言、容、功”，則別有所指。張伯駒在《陜西之“德、言、容、功”》中，敘述印光法師、張季鸞、李儀祉之事跡，實為鋪墊，著重落筆在于右任身上。“容”指容貌、儀表，于右任綽號“于大胡子”，“偉身長髯，相貌魁梧”，典型的“美髯公”是也，容貌可謂出眾，儀表可謂偉岸。但其在南京政府任監(jiān)察院院長時，卻“噤若寒蟬，毫無建白”，真是空有一副好皮囊。陜西人稱其“容者”，譏嘲了于右任的徒有其表。

由此可見，張伯駒借“陜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其對于右任的態(tài)度是語多諷刺，沒有好感。

另一位周口籍學者，現(xiàn)任河南大學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全章教授撰文《于右任與晚清詩界革命思潮》，曰：“這位從陜西三原走出來的辛亥元勛和革命詩人，不僅1903年前后就以震驚關中士林的詩歌創(chuàng)作響應了‘詩界革命’，從而將詩界革命運動的陣線延展到大清帝國統(tǒng)治力量相對強大且士林風氣沉滯的西北地區(qū)，而且在革命思潮和革命詩潮初盛年代即以報人身份躬身其役，成為革命派文人中的活躍分子。晚年流寓臺灣時期，于右任仍對舊體詩抱有滿腔改革熱望，終其一生不負‘革命詩人’和‘愛國詩人’名號。”胡全章認為，于右任終其一生，都無愧于“革命詩人”和“愛國詩人”的名號。這與張伯駒對于右任的評價、觀點甚不相同。

以上不同觀點，足以說明人是復雜的。而對一個人的判斷，采用簡單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二元對立”評價方式，亦是偏頗的。所以，我們評判歷史人物時，應該把人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一分為二，全面深入，方能讓歷史人物鮮活立體，同時能夠揭示人性的復雜。而且，學術研究應該百家爭鳴，反復地探討、爭論、砥礪，對于歷史人物研究也更能做到知人論世、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