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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著作權法》對著作權的限制解讀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對著作權的保護越來越完善，然而對于著作權的保護也不是無限度的，否則容易導致權利的濫用，因此，著作權的合理使用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了對作品的合理使用應當遵循兩個原則，即“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和此前的立法相比較，新《著作權法》在原有對著作權的限制之外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這一修改，實際上將國際條約規定的“三步檢驗標準”納入了《著作權法》。通過補充規定，進一步拓寬了著作權的限制范圍，增加了制度的靈活性。

（一）立法沿革

新《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追溯到原《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原《著作權法》列舉了12種合理使用情形，《著作權法實施條例》提出了“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的要求。從《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的表述上看，“依照著作權法有關規定”表明其是對原《著作權法》列舉的合理使用情形的進一步限制。從法律的歷史沿革角度看，新《著作權法》只是對原《著作權法》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的規定進行了糅合，體現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伯爾尼公約》等國際條約的要求。因此，在新《著作權法》的語境下，即使某種未經許可使用作品的行為落入了《著作權法》列舉的特殊情形，仍需要進一步驗證是否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或者不合理地損害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二）司法實踐

1. 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訴浙江新影年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案

本案原告為“黑貓警長”“葫蘆娃”形象美術作品的著作權人，被告為電影《80后的獨立宣言》出品公司。被告在電影海報背景中使用了“黑貓警長”“葫蘆娃”的卡通形象，原告認為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其著作權。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屬于合理使用中“適當引用”的情形，并在具體判斷被告的行為是否符合“適當引用”的過程中，綜合考慮了被引用作品是否已經公開發表、引用他人作品的目的、被引用作品占整個作品的比例、是否會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或市場銷售造成不良影響等因素，認定被告在電影海報中對“葫蘆娃”“黑貓警長”美術作品的使用屬于《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

2. 優酷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訴深圳市蜀黍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類電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

本案原告享有影視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告為“圖解電影”APP和網站的運營商。被告在其網站上提供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一集的圖文解說，原告認為被告提供的圖片集涵蓋了涉案劇集的主要畫面和全部情節，侵犯了其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告辯稱其行為屬于合理使用中的“適當引用”，但法院考慮了引用的必要性限度、是否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是否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后，認定被告的行為不屬于合理使用。

上述兩個案例對合理使用的司法認定路徑與《著作權法》的規定基本一致，即在某種行為表面上落入法律列舉的合理使用情形的情況下，仍進一步考慮該行為對作品正常使用與對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影響，并將這兩個考量因素作為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具體情形的標準。

二、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存在的問題

從前述兩個案例來看，法院不僅使用了“三步檢驗標準”，并且在法定要素之外對使用作品的比例、限度等進行了考量。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法律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較為籠統，司法實踐在判斷時缺乏具體、統一的標準。另一方面，也導致“三步檢驗標準”的實質性作用被擴大，并且使得實踐判斷中的考量因素呈現出擴張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條強調，要“妥當運用著作權的限制和例外規定”，“正確認定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行為”，并且指出“如果該使用行為既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損害作者的正當利益，可以認定為合理使用。”該條的語義豐富了“三步檢驗標準”的功能，即使某行為沒有落入法律列舉的情形，只要符合“三步檢驗標準”，也可被認定為合理使用。這實際上放寬了法律對著作權的限制，反映了司法實踐的現實需求，即在社會生活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不斷產生的新形式的合理使用需求與《著作權法》對合理使用的窮盡式規定之間的矛盾。

三、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完善與司法實踐的域外立法模式借鑒

（一）美國《版權法》模式

美國《版權法》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二十二條具體規定了對權利的限制與例外，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了合理使用，列舉了4種供法院在個案中判斷合理使用的考量因素，包括“作品使用行為的性質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質、被使用部分的數量和質量、使用對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合理使用意味著即使使用作品的行為不屬于第一百零八條到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的限制與例外，作品的使用者仍然可以提起合理使用的辯解。美國《版權法》的合理使用制度具有較強的靈活性，能較好地適應現代社會傳播技術與商業模式的不斷革新。

（二）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模式

歐盟《著作權指令》第五條列舉了21項權利的限制與例外，例如教學和科研的使用、宗教活動的使用等，但沒有合理使用的規定。一旦某種使用作品的行為不屬于法律列舉的情形，就會被判定為侵權。這一窮盡式列舉的模式凍結了實踐過程中對新情形認定的可能性，導致該模式比較僵化，難以應對現實環境對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需求。除此之外，盡管歐盟成員國在貫徹實施第五條的制度實踐上存在差異，但在成員國選擇以適合本國方式實施該條的同時，實際上通過國內法進一步界定了權利限制與例外情形，提高了該規定的清晰度和準確性。

借鑒上述立法模式，我國《著作權法》對權利的限制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完善。首先，我國未來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對《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情形進行界定，列明判斷合理使用時需要考量的因素。其次，未來在修法時可對合理使用情形采取開放式規定，用“可以被認定為合理使用的其他情形”替代“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賦予法院更大的自由裁量權。

四、我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的現實啟示

在滿足著作權合理使用的情形下，使用他人的作品不構成對著作權的侵犯。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合理使用的具體情形，為著作權合理使用行為的判斷提供了基本依據，但進行著作權合理使用行為的判斷時，不能簡單地根據法律條文列舉的情形直接做出判斷，還應當考慮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內涵，結合法條要素進行綜合分析。在實踐過程中面對層出不窮的新類型著作權問題時，國際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判斷標準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們可以用國際化的視角分析看待著作權合理使用問題，同時，立足我國的法律規范，更好地促進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價值的實現。

（作者單位：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