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亮 來源：中國旅游報·第一旅游網
中國書院的起承轉合
中國古代歷來重視書籍的整理和校勘，歷朝的中央政府都有一個收藏、校勘圖書的地方，如漢代的東觀、蘭臺、石室、仁壽閣，隋代的嘉則殿，清代的文淵閣等。而在唐代，就把這種校書、藏書的地方稱之為“書院”。唐代宮室以院稱名者比較多，如有著作院、學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禮院等等。唐代皇室創設 “書院”，主要是指用圍墻圍起來的藏書、校書之所。
唐玄宗時期建立的“麗正修書院”和“集賢殿書院”，是中國古代最早以“書院”命名的文化機構。后來所說的“書院”之名，即起源于此。它們雖不是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書院之始，但是，從文化功能來看，它們承擔著學術研究、文化積累的作用，可以說是書院的萌芽。
同時，民間的一些讀書人借用這個名稱自辦書院，以作為自己個人讀書治學、傳授生徒的場所。唐代出現的這些私人創辦的書院，它們大多是一些退避、隱居的儒家士大夫個人讀書治學的場所。這些學者建造房屋、收藏書籍，并在此讀書治學，他們把自己的讀書之所稱為“書院”。在《全唐詩》的詩題中能找到10多所這種書院，書院命名往往就是創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書院、第四郎書院、趙氏昆季書院等等。盡管它們大多不是作為正式教育機構的書院，但其中的一些特征、文化功能與后世的書院有重要的聯系。
兩宋是中國古文化發展的高峰期，也是書院顯示蓬勃生命的黃金時期。此時的書院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達到能夠補充或代替官學的地步，其蓬勃發展的氣勢足以使官學黯然失色。
在北宋時期，由于社會環境對文化教育的需要，各地競相建置書院，使書院初興。私人創辦書院講學的活動興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過賜額、賜書、賜學田等方式，倡導、支持書院辦學，進一步促進了書院的蓬勃發展。北宋創建的書院達數十所之多，遍布全國各地，其中一些在當時就比較著名，故而形成了歷史上所謂的“四大書院”。到了南宋，中國文化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書院的振興，特別是書院和理學思潮結合起來，書院制度及其特色得以完全確立，這種新興的教育制度對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教育史均產生重大影響。
元朝政權從定都到滅亡，前后不足百年時間，而在書院建設方面卻得到了充分發展。但是，元朝政府對書院的利用和改造，使得書院官學化了。由于書院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實行自由講學的私學組織，而元代書院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性質和特色，其結果就是官學的種種弊端亦在書院中逐步出現，如為教者敷衍塞責，為學者追求功名利祿，學術空氣淡薄，教學內容僵化。所以，盡管元朝書院在數量上得到了發展，但在質量上卻遠遠不及南宋。
明初統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學，重視文化教育，但他們并不喜歡書院，而是把教育的重點放在發展、完善各級官學上。所以在明初洪武至成化的近一百年間，官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相反，書院卻處于沉寂狀態。但是，書院作為一種高級形態的私學機構，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和作用，而不是官學所能取代的。當官學成為科舉的附庸而“士風日陋”之時，一批為解救時弊的士大夫便紛紛創辦、復興書院，利用書院培養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間以后，不僅那些具有久遠講學傳統的著名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武夷書院、石鼓書院等相繼復興，還創辦了許多新的書院。而明代書院的真正振興，則是正德年間王守仁、湛若水心學思潮興起以后。據統計，明代建置的書院數量大大超過宋元兩朝，也證明了這種獨立于官學的教育組織確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價值。
清世祖入關、定都北京后，逐步統一了全國。清初統治者雖也采取尊孔孟、倡理學、設學校的崇儒重教政策，但在對待書院的問題上，卻因明代書院具有自由講學、諷議朝政的歷史教訓，故而采取嚴厲的抑制政策。但是，這種狀況并沒有維持很久，書院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不僅是那些民間的鄉紳士大夫熱心創辦書院，就是那些士人出身的各級官吏亦十分推崇書院。所以，到了康熙、雍正以后，書院又逐步恢復起來，其中不僅包括民間私人創建的，還包括許多地方官的崇教之舉。清政府的看法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即由原來認為創建書院是“沽名釣譽”而變為是“興賢育才”。
清代書院出現兩大特征：第一，書院建設規模發展到歷史上的高峰，書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書院官學化問題更為嚴重和突出。
教學和管理規范是基本制度
先秦、漢唐的私學十分簡單，具有師徒制的特點，教學的形式也比較隨意，很少有從事管理工作的專門職事和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書院出現后，便成為一種比較正規的教育機構。最初，書院的組織也很簡單，只是由山長或院長、洞主負責書院的教學和管理工作。隨著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其組織化程度和管理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加了許多專門的管理機構及其相應的職事。
其實，書院的管理機構沒有一種統一的模式，各個朝代、各個書院均不同。我們倒是可以從一般狀況出發，說說管理書院的主要職事。
“山長”又稱“院長”、“洞主”等，其是書院教學、行政管理的總主持人。因書院最初都創建于山林之中，主持講學者大多為隱居山中的長老，故稱之為“山長”。后來，山長一般采取聘請的方式，由于書院的官學化，也有少數的山長是由朝廷任命的。
“堂長”的具體職責差別較大。有的堂長是書院的主持人;有的是山長之下另設的職務，協助山長的管理和教學工作;還有的是從生徒中選拔的，主要負責督課考勤、課堂記錄、搜集諸生中的疑難問題。
“監院”是一種地位僅次于山長的書院職事，主要職責是負責書院的行政、財物以及稽查學生品行等工作。監院一般由官府委派或學官兼任，也有的由地方士紳推舉。監院的普遍實行，是清政府為了對書院加強控制和管理。
“首士”是一種管理書院院務的職事，具體包括啟館、放館、迎送山長、生徒管理、經費收支、房舍修葺等事務。首士一般由地方士紳推舉那些“廉正之士”充任，或采取值年輪負責的方式。
“掌祠”是書院內掌管祭祀活動的職事，負責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準備和管理。這是因書院普遍具有祭祀活動而設立的專門職事。
“掌書”是書院內管理圖書的職事，負責書院圖書的保管和借閱。往往選拔那些老成可靠的生徒擔任。
當然書院里還有“學長”、“會長”、“齋長”、“講書”、“經長”等等職務，不一而足。
作為一種教育機構，書院的首要任務是教學。書院在教學方面既繼承了傳統私學的許多優點，又體現出自己作為制度化私學的特點。
首先，在分科制度上，中國古代最早這種教學制度始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胡瑗于蘇州、湖州擔任府學教授時，倡導分科教學法，將學校分為“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儒家六經，注重文獻方面的教學;“治事”齋學習致用之學，注重實踐方面的教學。這種分科制度對書院影響很大。到了清朝，書院比較普遍地采用了分齋教學制，并明顯受到西方近代教育的影響。
其次，在課程制度上，書院也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以教學形式分類，書院主要有讀書課程、講學課程;以時間分類，書院課程又有分年課程、分月課程、每日課程。真正對書院讀書安排影響最大的，是理學家程端禮制訂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里面分為五大階段，分別為8歲前讀《性理學訓》等、8歲至15 歲讀《小學》等、15歲至20歲讀《大學章句》等、20歲至23歲學作科舉文字。
再次，在制訂學規上，書院的學規雖然受了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和啟發，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私學制度化的發展。現存書院學規中最早和最著名者，是理學家朱熹制訂的《白鹿洞書院學規》。這是古代儒家、宋明理學的一份完整的教育綱領，包括“明五倫”的教育宗旨、學問思辨行的教學過程和教學方法、道德修身的原則和方法等等。
最后，在考課制度上，自宋代就在書院中采用起來，到了清朝已經在各地書院中普遍推行。清代書院分官課、師課兩大類。所謂官課又稱“大課”，一般由地方官員主持、出題課試，考試的內容一般為八股時文、詩賦、古文、解經、策論等。
經費的來源與流向
經費是書院的經濟基礎，書院的一切教育活動、學術活動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動，都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維持。
書院經費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學田”，以田租作為經費的來源。但到了后期，一些書院，尤其是那些城市的書院，往往用房租、銀行利息作為書院經費，反映出社會經濟的一些發展變化。
一般而言，書院的經費依靠學田。書院學田的來源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私人捐贈。書院是“鄉黨之學”，它的興起主要靠地方士紳、學者的支持，支持的形式之一就是捐贈田產。朱熹任知南康軍時，為了資助白鹿洞書院，就親自捐錢買田。大量的地方書院，其經費的來源主要或完全依靠私人捐贈的學田或者是由一些退休官員、大家族獨家捐資，如元代湘潭的主一書院等。
第二是有朝廷、官府正是賜予撥給學田。在歷史上，書院遭到統治者嚴厲禁抑的時間并不很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官府還是支持書院的。官府支持書院的最直接行動，就是撥給學田。北宋初年幾所著名書院，如湖南的岳麓書院、石鼓書院，均得到朝廷賜田。當然，朝廷賜田畢竟有限，數量更多的則是地方官府撥給的學田。
書院經費的用途很多，包括山長和教職工的薪金、生徒的膏火錢、書院維修費、祭祀費、購置圖書費以及其他日常開支的費用。
書院經費的開支，可以反映出書院內部各種人員的經濟待遇和教學活動在書院經費中的比例等情況，對我們了解書院內部的情況是很重要的。
以岳麓書院為例，一個學生的膏火費要高于書院一般管理人員的薪金，至于山長、教師的薪金遠遠高于從事管理的監院、書辦等人員薪金數倍或數十倍。這基本體現了書院經營使用的一般特點。
對話：
朱漢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教授，歷史學、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出版《宋明理學通論》、《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等學術專著十多種。著作入選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得全國優秀教材獎、國家圖書獎、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獎、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一、二、三等獎共十多項。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個人，湖南省委、省政府“首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湖南省政府“徐特立教育獎”等。
中國旅游報：在關于中國書院的歷史中，您也提到了古代有“四大書院”的說法，但如今從不同導游的口中聽到的往往是多個版本。除了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固定陣容外，其他兩個各有說法。您對此有何看法?
朱漢民：中國古代就有“四大書院”的不同說法，是因為他們根據不同的歷史文獻。事實上，宋代初年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書院，古代學者根據他們的閱歷、見聞而提出不同的“四大書院”之說，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從不同人的口中聽到的不同的“四大書院”的說法，只要有歷史文獻依據，我認為都是可以的。當然，如果是歷史教科書，則應該選擇比較權威、或者更加通用的說法。
中國旅游報：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代教育體系中，應有“書院教育”的位置，重拾傳統。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復古倒退。您的觀點呢?
朱漢民：由于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許多人主張恢復興書院教育傳統。我對此持肯定的態度。我是從兩個意義上主張復興恢復興書院教育傳統。其一，中國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但是中國近代以來的高等教育并沒有對書院在千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所積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作吸收，梅貽琦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所以，我們要將中國書院精神與現代大學建設結合起來，建立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現代大學教育體系。其二，在部分高校和民間社會，恢復、建立一些專門從事國學研究和教育的書院，讓這些書院成為復興、傳承國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中國旅游報：您剛才提到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其中也有“游學”的傳統。現在，一些中小學利用寒暑假時間倒是會組織“修學游”，但與“游學”本身差別還很大。您覺得書院可以在這種邊游邊學的模式中發揮起什么作用?怎么發揮作用?
朱漢民：現在不少機構組織人來書院作“修學游”。 到書院作“修學游”的群體有兩種，一是中小學生，一是成人教育，后者以企業家、公務員為主。我認為書院可以在這種邊游邊學的模式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古代書院大都有好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書院本身很深的文化內涵，如果在這些地方學習古代經典、歷史文化，確實有將文化體驗和知識學習結合的優勢和特色。
中國旅游報：事實上，在對待留存下來的書院態度上，很多人也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應該強調保護，避免游人的侵擾;也有人認為應該還有開放心態，要活態傳承。您作為岳麓書院的掌門人，您的態度是什么?
朱漢民：我認為二者并不矛盾。岳麓書院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我們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保持其歷史文化的原貌，并恢復了書院的教學、研究、學術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岳麓書院是一個國家5A級景區，每年接待60萬左右的游客，并沒有給文物保護、教學學術功能帶來過多的負面影響。其實，游客來書院也是一個學習、體驗中國傳統文化的機會，保護書院的目的之一是要承擔這一社會責任。
中國旅游報：如今，不少人都愿意到書院里走走看看。您認為游人在離開書院后有什么東西是值得帶走的?
朱漢民：中國書院是儒家文化、傳統教育的中心，到書院里走走看看，最重要的了解、學習古代儒家士大夫做人、治學的態度、經驗。書院的對聯、碑刻、匾額中有大量這一方面的內容。
中國旅游報：毫無疑問，現在一些地方對于保護、傳承書院文化確實也重視起來，但同樣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您覺得在發揚書院文化的進程中應該警惕什么問題?您對前景怎么看?
朱漢民：現在大家對傳承書院文化確實重視起來，出現了所謂“書院熱”現象。但同樣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沒有歷史依據的胡亂修復古代書院建筑、利用書院名目而以商業利潤為唯一目的，等等，我覺得這是在發揚書院文化的進程中應該警惕的現象。
先秦、漢唐的私學十分簡單，具有師徒制的特點，教學的形式也比較隨意，很少有從事管理工作的專門職事和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書院出現后，便成為一種比較正規的教育機構。最初，書院的組織也很簡單，只是由山長或院長、洞主負責書院的教學和管理工作。隨著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其組織化程度和管理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加了許多專門的管理機構及其相應的職事。
其實，書院的管理機構沒有一種統一的模式，各個朝代、各個書院均不同。我們倒是可以從一般狀況出發，說說管理書院的主要職事。
“山長”又稱“院長”、“洞主”等，其是書院教學、行政管理的總主持人。因書院最初都創建于山林之中，主持講學者大多為隱居山中的長老，故稱之為“山長”。后來，山長一般采取聘請的方式，由于書院的官學化，也有少數的山長是由朝廷任命的。
“堂長”的具體職責差別較大。有的堂長是書院的主持人;有的是山長之下另設的職務，協助山長的管理和教學工作;還有的是從生徒中選拔的，主要負責督課考勤、課堂記錄、搜集諸生中的疑難問題。
“監院”是一種地位僅次于山長的書院職事，主要職責是負責書院的行政、財物以及稽查學生品行等工作。監院一般由官府委派或學官兼任，也有的由地方士紳推舉。監院的普遍實行，是清政府為了對書院加強控制和管理。
“首士”是一種管理書院院務的職事，具體包括啟館、放館、迎送山長、生徒管理、經費收支、房舍修葺等事務。首士一般由地方士紳推舉那些“廉正之士”充任，或采取值年輪負責的方式。
“掌祠”是書院內掌管祭祀活動的職事，負責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準備和管理。這是因書院普遍具有祭祀活動而設立的專門職事。
“掌書”是書院內管理圖書的職事，負責書院圖書的保管和借閱。往往選拔那些老成可靠的生徒擔任。
當然書院里還有“學長”、“會長”、“齋長”、“講書”、“經長”等等職務，不一而足。
作為一種教育機構，書院的首要任務是教學。書院在教學方面既繼承了傳統私學的許多優點，又體現出自己作為制度化私學的特點。
首先，在分科制度上，中國古代最早這種教學制度始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胡瑗于蘇州、湖州擔任府學教授時，倡導分科教學法，將學校分為“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儒家六經，注重文獻方面的教學;“治事”齋學習致用之學，注重實踐方面的教學。這種分科制度對書院影響很大。到了清朝，書院比較普遍地采用了分齋教學制，并明顯受到西方近代教育的影響。
其次，在課程制度上，書院也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以教學形式分類，書院主要有讀書課程、講學課程;以時間分類，書院課程又有分年課程、分月課程、每日課程。真正對書院讀書安排影響最大的，是理學家程端禮制訂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里面分為五大階段，分別為8歲前讀《性理學訓》等、8歲至15歲讀《小學》等、15歲至20歲讀《大學章句》等、20歲至23歲學作科舉文字。
再次，在制訂學規上，書院的學規雖然受了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和啟發，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私學制度化的發展。現存書院學規中最早和最著名者，是理學家朱熹制訂的《白鹿洞書院學規》。這是古代儒家、宋明理學的一份完整的教育綱領，包括“明五倫”的教育宗旨、學問思辨行的教學過程和教學方法、道德修身的原則和方法等等。
最后，在考課制度上，自宋代就在書院中采用起來，到了清朝已經在各地書院中普遍推行。清代書院分官課、師課兩大類。所謂官課又稱“大課”，一般由地方官員主持、出題課試，考試的內容一般為八股時文、詩賦、古文、解經、策論等。
經費是書院的經濟基礎，書院的一切教育活動、學術活動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動，都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維持。
書院經費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學田”，以田租作為經費的來源。但到了后期，一些書院，尤其是那些城市的書院，往往用房租、銀行利息作為書院經費，反映出社會經濟的一些發展變化。
一般而言，書院的經費依靠學田。書院學田的來源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私人捐贈。書院是“鄉黨之學”，它的興起主要靠地方士紳、學者的支持，支持的形式之一就是捐贈田產。朱熹任知南康軍時，為了資助白鹿洞書院，就親自捐錢買田。大量的地方書院，其經費的來源主要或完全依靠私人捐贈的學田或者是由一些退休官員、大家族獨家捐資，如元代湘潭的主一書院等。
第二是有朝廷、官府正是賜予撥給學田。在歷史上，書院遭到統治者嚴厲禁抑的時間并不很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官府還是支持書院的。官府支持書院的最直接行動，就是撥給學田。北宋初年幾所著名書院，如湖南的岳麓書院、石鼓書院，均得到朝廷賜田。當然，朝廷賜田畢竟有限，數量更多的則是地方官府撥給的學田。
書院經費的用途很多，包括山長和教職工的薪金、生徒的膏火錢、書院維修費、祭祀費、購置圖書費以及其他日常開支的費用。
書院經費的開支，可以反映出書院內部各種人員的經濟待遇和教學活動在書院經費中的比例等情況，對我們了解書院內部的情況是很重要的。
以岳麓書院為例，一個學生的膏火費要高于書院一般管理人員的薪金，至于山長、教師的薪金遠遠高于從事管理的監院、書辦等人員薪金數倍或數十倍。這基本體現了書院經營使用的一般特點。
對話：
沈仲亮
中國旅游報：在關于中國書院的歷史中，您也提到了古代有“四大書院”的說法，但如今從不同導游的口中聽到的往往是多個版本。除了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固定陣容外，其他兩個各有說法。您對此有何看法?
朱漢民：中國古代就有“四大書院”的不同說法，是因為他們根據不同的歷史文獻。事實上，宋代初年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書院，古代學者根據他們的閱歷、見聞而提出不同的“四大書院”之說，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從不同人的口中聽到的不同的“四大書院”的說法，只要有歷史文獻依據，我認為都是可以的。當然，如果是歷史教科書，則應該選擇比較權威、或者更加通用的說法。
中國旅游報：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代教育體系中，應有“書院教育”的位置，重拾傳統。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復古倒退。您的觀點呢?
朱漢民：由于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許多人主張恢復興書院教育傳統。我對此持肯定的態度。我是從兩個意義上主張復興恢復興書院教育傳統。其一，中國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但是中國近代以來的高等教育并沒有對書院在千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所積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作吸收，梅貽琦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所以，我們要將中國書院精神與現代大學建設結合起來，建立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現代大學教育體系。其二，在部分高校和民間社會，恢復、建立一些專門從事國學研究和教育的書院，讓這些書院成為復興、傳承國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中國旅游報：您剛才提到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其中也有“游學”的傳統。現在，一些中小學利用寒暑假時間倒是會組織“修學游”，但與“游學”本身差別還很大。您覺得書院可以在這種邊游邊學的模式中發揮起什么作用?怎么發揮作用?
朱漢民：現在不少機構組織人來書院作“修學游”。 到書院作“修學游”的群體有兩種，一是中小學生，一是成人教育，后者以企業家、公務員為主。我認為書院可以在這種邊游邊學的模式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古代書院大都有好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書院本身很深的文化內涵，如果在這些地方學習古代經典、歷史文化，確實有將文化體驗和知識學習結合的優勢和特色。
中國旅游報：事實上，在對待留存下來的書院態度上，很多人也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應該強調保護，避免游人的侵擾;也有人認為應該還有開放心態，要活態傳承。您作為岳麓書院的掌門人，您的態度是什么?
朱漢民：我認為二者并不矛盾。岳麓書院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我們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保持其歷史文化的原貌，并恢復了書院的教學、研究、學術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岳麓書院是一個國家5A級景區，每年接待60萬左右的游客，并沒有給文物保護、教學學術功能帶來過多的負面影響。其實，游客來書院也是一個學習、體驗中國傳統文化的機會，保護書院的目的之一是要承擔這一社會責任。
中國旅游報：如今，不少人都愿意到書院里走走看看。您認為游人在離開書院后有什么東西是值得帶走的?
朱漢民：中國書院是儒家文化、傳統教育的中心，到書院里走走看看，最重要的了解、學習古代儒家士大夫做人、治學的態度、經驗。書院的對聯、碑刻、匾額中有大量這一方面的內容。
中國旅游報：毫無疑問，現在一些地方對于保護、傳承書院文化確實也重視起來，但同樣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您覺得在發揚書院文化的進程中應該警惕什么問題?您對前景怎么看?
朱漢民：現在大家對傳承書院文化確實重視起來，出現了所謂“書院熱”現象。但同樣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沒有歷史依據的胡亂修復古代書院建筑、利用書院名目而以商業利潤為唯一目的，等等，我覺得這是在發揚書院文化的進程中應該警惕的現象。
